一年前曾征求高校意見

      作為EMBA的辦學方，王志（化名）對《意見》的出臺感覺驚訝：“此前全國MBA教育指導委員會已經據理力爭很久了，還是這結果。”

      而教育部則有更深層次的考量，它表示，此次《意見》出臺，主要是針對部分院校辦學定位不準、辦學思想不夠端正、辦學行為有失規范等亂象。《意見》還明確杜絕“培訓班”式、“放羊”式的培養方式，杜絕不上課或達不到規定課時而獲得學位的現象；嚴禁降低標準授予學位學歷、“花錢買學位”等行為，嚴肅查處教學評價中的權力尋租和不正之風。

      中國教育科學院研究員儲朝暉則認為，將現行的各校自主招生改為全國統考的招生方式，不僅規范了招生紀律、合理定價、教學管理等辦學細節，還極有可能提升EMBA的含金量，“跟之前的高價混學位相比，含金量無疑是增加了。”

      據新華社消息，教育部負責人表示，文件起草歷時近一年，重在推動EMBA教育質量的進一步提升和促進改革發展。2015年初，各大開辦EMBA項目的高校均收到了教育部《意見》的征求意見稿。時代周報記者看到，在這份征求意見稿中，教育部擬定了兩份EMBA招生改革方案：方案一是與最終意見稿相同的“統考”；方案二則對現存的自主招生方式進行規范和限制：“各培養單位每年招收……規模不得超過100人……各培養單位須按照考試大綱統一命題……每年……入學考試不得超過2次”。和方案一相比，方案二保留了高校EMBA自主招生的權力。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助理、EMBA項目主任歐陽良宜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2015年3月份，北大匯豐曾匯總了北大3個商學院對招生改革的意見，并以書面形式提交給了教育部。除了積極以書面形式向教育部表達意見、通過全國MBA教育委員會進行溝通外，各大商學院也曾與教育部進行了數次直接溝通。

EMBA目前的遭遇，2008年時MBA也曾經歷過。

     2008年，本由高校自主招生的MBA項目，被教育部改為全國統考。“結果，2008年，所有MBA都在搞提前面試。上海交大一這樣做，從清華、北大到其他985院校，迅速地全部跟進。商學院發現，只要搞提前面試，MBA的招生權就又重新回到了自己手上。”歐陽良宜據此預期，EMBA接下來亦出現提前面試。

一線商學院擔憂招生質量

      全國統考新政出臺后，有人擔心這可能會成為壓垮某些高校EMBA項目的最后一根稻草。 “現在整個EMBA的招生，從數量和質量上來說都是往下降的”。作為一個對國內EMBA發展史非常了解的業內人士張詩華給出了具體數據：長江商學院原先招生的淘汰比例大概在7∶1，現在基本上維持在4∶1左右，“再到下面的學校，基本上沒有淘汰的了，即使像清華、北大，現在的淘汰比例也就1.5∶1”。

      如此趨勢下，統考政策出臺，張詩華預計：“EMBA項目可能會死掉一批。現在已經有一批是半死不活的了，比如像四川大學，像廣西大學，本身招生已經很艱難。”

      王志所在的商學院地處東部沿海，在這段海岸線上，從江浙滬到福建、廣東，大量的“創一代”民營企業家學歷不高、應試能力有限，他們是商學院EMBA的重要生源。王志說，中國有天賦的企業家很多，但是基本都是白手起家或者非管理專業出身，企業做大了，想要學習現代的管理方法，巨大的需求客觀存在。

      王志表示，EMBA招的就是董事長、總裁和總經理，只有他們才能付得起高昂的學費，學院也才有足夠的經費、請得起世界一流的教授。“如果統考，能考得好的就是小年輕、部門經理，這種學霸型的能考上。真正的民營企業家特別是很多一代的、學歷不是很高的民營企業家，根本考不進。”

      在張詩華看來，《意見》的出臺將引起EMBA考生數量的“報復性增長”：“至少已經有三個學校EMBA中心的主任這樣講過，但這是以透支未來生源為代價的，之后可能會斷崖式下跌。”

      面對新政策，部分一線商學院擔心的不是招生數量，而是質量。

      北大匯豐身處深圳，按照教育部和北大的規定，每年春、秋季兩個班一共只能招收100名EMBA學員，過往申請人數總是爆滿—歐陽良宜擔心的是此后的學員質量和構成：民營企業家們可能會大幅度減少，代之以高管為主。“此前招收的企業家學員多在40歲以上，他們實在沒有時間和精力準備考試。”

      《意見》出臺后，王志向時代周報記者展示的微信朋友圈中，有老學員在此帖留言：“我就沒要那個戳（文憑）。”留言的是某中部城市的銀行董事長，已從EMBA結業。

      十年前就讀于中山大學管理學院EMBA的廣東中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高旭華，表示他念EMBA的目的是“想看看能否接觸更多的一些企業家、教授，受點啟發、充充電”，高旭華回憶，當時同班同學“有十來個都沒答辯。自己做企業，學歷就看得比較淡，不拿學位也沒關系，學到該用的東西就行了。政府官員好像反而都拿了，不拿了回去不太好交代。”

      王志表示，很多EMBA學員并不看重文憑。“對于民營企業家來說，學到點東西，他們就很滿意了。”王志說。一家知名商學院副院長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則表示，“實事求是地說，國內的商學院這兩年發展很快，體制內商學院的老師們都非常努力。我們只能更加認真地把事情做好。”

      高旭華認為應試考試不適合EMBA學員的選拔。“經商有時候需要天賦，有時生意做得很好的，不一定學習成績好；學習成績很好，不一定適合經商—一個好的經營者不一定是教授教得出來的。”

      這一點得到了一位知名商學院的管理者的肯定：“有些能力，比如領導能力、決策能力、承擔風險的能力，在重壓下堅韌不拔的能力，是教不出來、培養不出來的。”

中式EMBA與政商關系

      在新政出臺之前，中國EMBA經歷過一場長達12年的野蠻生長。

      2002年，EMBA啟動初期，教育部對招生院校實行總量控制，要求北大、人大、清華、復旦等10所院校，每校EMBA年招生規模不超過300人；其他的第一批招生院校包括中山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南京大學等20所院校，每年招生規模不超過100人。

      隨后的三四年里，中國的EMBA教育獲得了井噴式的發展，各校的招生名額開始突破限制。

      2009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將第一批院校前十名高校EMBA招生名額放寬至400名，其他第一批招生院校放寬至200名。同時又審批了32所高校從2009年開始招生，名額限制在100名。

      至此，EMBA在中國的行情年年見漲。2002年秋季班，國內幾大排名靠前的EMBA的收費，基本在20萬元左右，收費最高的長江商學院和清華經管學院，也只有25萬元。到了2012年秋季班，以上EMBA項目的收費，全都超過了50萬元。其中長江商學院漲幅最大，達到了65.8萬元，是十年前的2.6倍。

      在EMBA市場相對成熟的西方國家，學費的高低與報名的需求之間，通常呈現反向關系：學費上漲抑制報名需求。但在中國，EMBA報名的需求與學費之間則呈現出一種同步上揚的趨勢。2009年，金融危機陰云密布，EMBA學費逆勢上揚。那一年，長江商學院的學費上漲比例高達35%，排名靠前的EMBA項目，報名的增長率均超過50%。

      2014年7月，有關條例出臺：中組部、教育部等三部委聯合發文，嚴禁領導干部參加高收費培訓項目，此后各高校商學院迎來EMBA退學潮。

      2015年3月，人民日報全媒體平臺發表文章指出，EMBA這類致力于培養“高級管理人員”的項目，近年來沾染了一些非正常的政商關系。這樣的培訓，已經異化為結交人脈的俱樂部、利益資源的集散地、官商勾結的名利場。某種程度上也是勾肩搭背的典型，是公私不分的樣板。

      “結交人脈的俱樂部、政商勾結的平臺”正是中國EMBA最為外界詬病之處。

      據《中國新聞周刊》統計，官員在EMBA學員中所占的平均比例為5%-10%，但各校之間相差很大。其中，以官員資源見長的中國人民大學，有一年公布的比例竟然高達26.3%。另外，北大光華為12%，長江商學院11%，上海交大安泰學院為4%。而在廈門大學公布的20位EMBA優秀校友中，政府官員占了4位，占比20%。

      對于“結交人脈的俱樂部、政商勾結的平臺”的指責，高旭華的理解是：“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EMBA有同學會進行合作，本科同學間也一樣會進行合作，還是大家的底線和原則問題，跟讀EMBA沒什么必然關系。”

      這和曾執教于多所商學院的學者雪珥的觀點相近。雪珥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政商勾結”的重點在于“勾結”，而不在于場所。同時，在官員角色“企業家化”的實際情況下，接受工商管理教育，實際上對官員幫助巨大。“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經濟發展是黨政干部尤其是地方主政官員的頭號大事，其工作與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十分相似。這種官員的“企業家化”，先不去評價是否好，但不可否認是多年的現實情況。中國的官員曾經蜂擁就讀EMBA，‘變味’的是學費的來源上。這與EMBA本身無關。”

文字來源: 時代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