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式現代化與高質量的城市化息息相關，

同時也伴隨著城市發展觀的革新。

為什么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統一大市場城市群與都市圈的作用是什么？
消費中心城市與產業政策調整又有何關聯？

交大安泰陸銘教授，帶來重磅體驗課堂，

帶你從大國發展與轉型視角看中國式現代化，

一同發現中國城市的向心力！

9月23日 交大安泰MBA體驗課堂

時間

2023年9月23日（周六）

13:30-17:00

活動地點

華山路1954號

上海交通大學徐匯校區

主講人

陸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教育部長江學者、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活動內容

13:30-14:00

現場簽到

14:00-14:30

MBA項目介紹

14:30-16:00

體驗課堂：陸銘

《向心城市與中國式現代化》

16:00-16:30

招生政策詳解

16:30-17:00

答疑與交流

識別二維碼，預約參加

*本次活動為安泰MBA面向考生的招生活動

? 教授簡介 ?

陸銘，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上海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曾作為富布萊特學者工作于美國哈佛大學和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作為兼職（客座）研究員受聘于復旦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東北財經大學等國內外高校。曾擔任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咨詢專家。學術暢銷書《大國大城》的作者。擔任《經濟學（季刊）》副主編，Asian Economic Papers (MIT出版社)編輯和《世界經濟》等期刊編委。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城鄉和區域經濟發展、勞動經濟學。近年來的研究主要是對城市和區域發展政策進行評估，并為城市可持續發展，促進國內市場一體化和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來自空間政治經濟學的戰略思考。

撰稿人|陸銘

區域經濟發展的底層邏輯，最為重要的是當地的產業集聚是否有可持續競爭力，并由此決定合理的投資規模。遺憾的是，在地方政府先于市場決定投資規模的情況下，非常容易造成投資過度的結果。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經濟和人口的空間大變局，從經濟角度看城市，刷新中國城市發展觀，才能讀懂中國城市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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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特色與可持續性

淄博因“燒烤”一夜躥紅，滾滾人流涌向這座“齊國故都”。

我在《向心城市》一書中所說，一地的發展不要過于依賴經濟總量，因為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經濟總量和人口是向著大城市、沿海城市而集聚。如果某座城市既不是大城市，也不是中心城市或是沿海城市，那么就要發展一些特色的產業，更重要的是，通過改善營商環境、居住品質、生活品質來吸引人，這是一些中小城市能夠去努力的方向。

中國有一些頗具特色的中小城市，它們自帶標簽，比如義烏=小商品、敦煌=旅游、銀川=葡萄酒……這些標簽標志著當地非常有競爭力的產業。但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一座城市的產業，而是要在全國范圍內看產業分布。從經濟區域發展的長期規律來看，當各地的經濟占比和人口占比大致相等時，就可以實現不同地區之間人均GDP大致相等，這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長期規律所在。

這些帶有標簽的城市，背后的經濟發展規律各有不同。發展旅游業的地方要處理好距離和特色的關系。如果一個地方在地理位置上比較偏遠，旅游資源就一定要非常有特色。如果一個地方沒有旅游特色，它的區位就不能離中心城市所帶來的市場需求太遠。敦煌就屬于非常有特色的城市，旅游業具有強大的競爭力和可持續性，可以吸引來自全世界的游客。

銀川以葡萄酒為特色的產業是另一種發展類型。賀蘭山區適合栽種葡萄，所以近些年葡萄酒產業成長得很快。葡萄酒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自然條件，二是人才條件，即在面臨國內國際可替代品競爭的情勢下，葡萄酒的品質、品牌、服務等能否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

義烏又是一種發展情形。中國近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以出口為導向，因此義烏小商品市場集聚了國內外的大量商家。義烏本身距離沿海地區不遠，它充分發揮了小城市地價、勞動力價格的比較優勢，集聚形成了由小商品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但義烏在未來所面臨的挑戰是，當經濟發展中內需所占比重越來越高，對進出口依賴度有所下降時，城市如何轉型的問題，這是中國經濟自身體量增加時必須要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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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的邏輯

城市群是一個沒有嚴格定義的語匯，比如我們可以把“長三角”理解為以上海為中心的大城市群，但這個大城市群里又有以南京、杭州、合肥為中心的一些小城市群。中國東北、新疆地區雖然沒有國家級的中心城市，但是東北顯然有遼東半島城市群，新疆有以烏魯木齊、克拉瑪依為中心的西北城市群，所以不能機械地根據中國的九個中心城市（即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重慶、成都、武漢、鄭州、西安）定義以它們為中心的九大城市群。

我們經常看到，一個行政區劃中往往會有兩個中心城市，比如南京是江蘇省的省會城市，但蘇州卻是江蘇省GDP最高的城市。行政中心往往由歷史上的獨特地位來決定，比如南京是“六朝古都”，是京滬線上的重要節點，又是長江沿岸城市，所以像這樣的城市成為省級行政中心，是由歷史決定的。

中國是外向型的制造業大國，所以有些港口城市比較容易利用自身的港口條件來發展制造業，利用全球化帶來的紅利發展經濟。青島和蘇州在省內的地位顯然是借助了這樣的優勢。青島港是大港，蘇州本身也是沿長江的城市，下轄的張家港本身就是港口，長江下游港口從水深和停靠條件來說，與海港差不多。不僅如此，蘇州還緊鄰上海，可以利用上海的海港和國際機場資源，這使得蘇州借助地理條件，成長為一個重要的工業城市，體量比省會城市南京還要大。

當前有種想法就是，在一些省份，特別是中西部省份也培養一個次中心。中國在一個省域內部有兩個中心城市的，基本上都分布在東部沿海，以“行政中心+經濟重鎮（港口）”的形式出現。遼寧省有沈陽和大連，山東省有濟南和青島，江蘇省有南京和蘇州，浙江省有杭州和寧波，福建省有福州和廈門。但中西部省份沒有形成這樣的“雙中心”，原因有的是因為人口規模不夠大，更重要的是省會本身就是一個自然地理條件最好的地方，所以不太容易產生第二個次中心，最為典型的就是四川成都和湖北武漢。所以一個省份是否有“雙中心”，實際上還有很多經濟規律在起作用。如果盲目強調在一個省內建立副中心，往往有可能形成政府對于區域經濟的行政干預。

歷史上，只有重大技術和制度的變化才會改變城市體系。首先強調的是“重大”，其次才是技術和制度的變化，比如輪船越造越大，不斷降低水運的成本，最后使得無論是國內貿易還是國際貿易，水運逐漸取代了陸運。接下來，沿江城市逐漸取代內陸城市，比如像中國歷史上的洛陽、揚州、杭州曾經取代了西安，這中間還有大運河在起作用。船造得再大一點之后，海運就變得愈發重要，沿海城市又比沿河城市發展得更好。

再來看制度的重大變化。1949～1978年，中國處于半封閉經濟狀態，因而沿海城市沒有那么重要，東北的經濟實力在中國是非常強勁的。到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加入全球化，哪怕沒有任何新的技術變革都會讓沿海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城市發展得更好一點。中國北方的沿海城市條件不如南方，主要是因為北方的沿海城市缺乏內河運輸來進行配合，它的腹地比較小，有些北方沿海港口冬天還會結冰。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歷過三次空間格局的重大變化。第一次是唐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南遷。隨著造船技術的發展，水運比陸上運輸的效率更高，大運河的開通又對溝通南北水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貨物開始用內河航運運輸，水運占據了運輸的主導地位。隨著北宋覆滅,南宋定都臨安，經濟重心進一步南遷。這一次變遷伴隨著一些北方城市的相對衰落,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西安。

第二次變遷是明朝從南京遷都北京以后，形成了以北京為中心的格局,但經濟中心仍然在南方，這一格局一直持續到新中國的計劃經濟時期。在計劃經濟年代,大量的投資(特別是重化工業投資)布局在華北、東北和西北，造就了北方的“輝煌時代”。

第三次就是當下。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全面加入全球化。全球化一個最重要的驅動力就是國際貿易,在海運主導國際貿易的背景下，中國形成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東南沿海地區重新崛起。當下的中國仍然處在第三次空間格局大變遷中，而這一次又恰逢從傳統向現代、從計劃向市場、從封閉向開放的大轉型。

此外，城市的發展還有路徑依賴性。有些城市曾經在歷史上是因港興市，但是到了經濟發展后期，現代化程度提高以后，港口功能實際上是弱化的。紐約、倫敦、東京在歷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但是現在這些城市的港口功能已經沒有像以前那么重要，因為這些國家的制造業沒有以前那么強，但是由于路徑依賴，這些大城市積累了人才、基礎設施，還有各種教育資源，所以到后工業化時代仍然是國際國內的中心城市。

3

城市之間的比較優勢

從產業布局的角度來看，中國各城市的產業發展有些雷同，比如一窩蜂地上人工智能、生物制藥、大數據、智能制造等。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一直沒有處理好市場和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當市場配置資源時，是有利于促進地區之間的分工協作，但是地方政府往往喜歡做大本地GDP，因而什么熱就做什么。

所以接下來，城市之間在經濟發展的門類上，需要形成一些分工和各自的產業重點。比如長三角在生物醫藥領域，上海與蘇州的聯動形成了最為強勁的生物醫藥生產基地。中國西南地區擁有豐富的中草藥資源，也可以搞生物醫藥，但區別在于，盡管每個地方大的產業門類相像，而在行業和產品的分工上，可以找到自身的競爭優勢。面向內需時，中國新能源車產業，例如比亞迪西安生產基地都發展得非常好；面向外需時，沿海地區的城市群，尤其是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群會更加有優勢。說到數字經濟，貴州的產業重點是發展大數據產業，成為數據儲存基地，因為運算耗能，可以在西部進行運算，但算數的人才以及利用數據的企業往往集中在像北上廣深這些城市，因而，在同一個大門類之下，不同地區之間可以形成自身獨特優勢的分工。

每年國家統計局都會公布各省市人口變化情況。城市的變化要看人口集聚與城市面積的擴張是否相適應，如果相適應，那么這種意義上的擴張將有利于人才集聚，從而發展出產業的規模經濟效應，包括形成區域性的消費中心城市。但是如果把城市的“長大”理解為是土地面積的擴張，而缺乏產業和人口集聚的基礎，那就另當別論。土地意義上的城市“長大”，如果偏經濟發展的需要，甚至有可能給城市帶來巨大的負擔。有些地方通過借債去建基礎設施搞工業園，現在反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債務，那它就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區域經濟發展的底層邏輯，最為重要的是當地的產業集聚是否有可持續競爭力，并由此決定合理的投資規模。遺憾的是，在地方政府先于市場決定投資規模的情況下，非常容易造成投資過度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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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城市成就有向心力的城市

一座城市要“好玩”。“好玩”是指一座城市的吃喝玩樂，與居民生活相關的服務業供給充足、多樣化，且具有高品質。這其中的道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對于生活服務的品質和多樣性的需求不斷增加。到這個階段，一座城市以生活留人變得非常重要，生活品質好才會對人口產生吸引力。

一座城市的多樣性和包容性是相聯的。很多吃喝玩樂的場景布局都在街道兩邊，而且往往是窄馬路的兩邊，但是傳統的城市管理者喜歡拓寬馬路，讓位給汽車出行，有的城市還對沿街商鋪采取封墻堵洞，這些做法是在破壞城市的生活消費場景。

在人口方面，城市生活服務業的發展需要大量從業人員，他們多數是外來人口，收入并不很高。城市的戶籍制度、公共服務的提供，并沒有給外來人口提供足夠公平的待遇，對于城中村、群租等居住形態也不是很包容，這不利于服務業的發展。恰恰是因為城市里的一些空間，讓一些從事服務業的低收入群體能夠在城市落腳。我曾經在北京遇到一個從事市中心服務業的人員，在北京“封墻堵洞”之后，他從原來的二環搬到了六環，但工作地點并未改變。如果城市缺乏居住條件的包容性，相關從業人員就有可能形成長途通勤的局面，既影響他們的生活品質，也可能加劇城市擁堵。所以說，只有理解城市的空間格局，才能夠有效建設宜居城市。

一座充滿煙火氣的城市，它的消費服務業是多層次的，既有高大上的館子，也有街邊小餐館，甚至流動攤販，滿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增加城市的多樣性，這是非常重要的。未來，中國城市還要考慮街頭演藝、展示等，以此增加城市的豐富性和活力。

中國的一些大城市要變成國際中心城市，它所面臨的另一問題是對國際人士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讓國際人士在這里工作和生活，城市需要提供更多的國際學校，尤其是一些公共空間（如文化體育設施、公園和免稅店）需要有更多的外語服務。此外，外籍人士來到中國后，還要為其中一些人士考慮是否需要有相應的宗教活動場所，有外文資訊獲取的渠道。

從消費角度來講，中國一些大城市舉辦的藝術展覽，如果與外語沒有直接聯系，發展會非常快，比如畫展。但是如果是跟外語有關的內容，就需要補短板了，比如音樂劇、話劇、脫口秀等，在這方面，現狀如果對標一個國際化的“好玩”城市，是有巨大差距的。

從一座城市的“好玩”所代表的生活品質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而言，中國內地城市在這方面不及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市。這些是中國在繼續深入全球化的過程中需要持續改善的問題。